这个风气。

　　比如说洪武二年，宋廉奉诏总裁《元史》，参与执笔者数十人，皆四方豪俊。洪武五年，宋廉与张丁、次子宋璲、熊鼎、刘崧、周子谅、吕仲善诸人会于成均，品茗联诗。

　　甚至可以说老朱就是宴集风气的推动者，他曾命工部建十座酒楼于江东门外，又增作五楼。诏赐文武百官钞，命宴于醉仙楼。

　　只不过这样的宴会，基本上也就是唱和。公共领域、私人领域的唱和均有，虽谈不上繁盛，亦未形成稳定、规范的社团。

　　这一时期的集会奠定了之后一段时期雅集唱和的基调，不仅公共领域的唱和以颂太平为主，私人领域的雅集亦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。

　　现在进一步的发展，这样的雅集更多了，只是不少文人的心思就活了。

　　比如说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，比之诗文结社、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，当然也枯燥而专业得多，绝非风雅浪漫之举。

　　现在的士人研习举业之余，同时也会有诗文唱和，以缓解终日揣摩的痛苦，使得诗文社与举业社常常会混杂到一起。

　　当然偶尔也会有着一些歌舞、酒宴，似乎也多了一些风雅。但是更多的，还是有着一些让皇帝不太乐意看到的趋势。

　　比如说文人结社向来没有只谈风花雪月的，绝大部分都是在谈论政治，在对天下的发展大肆的发表自己的观点。有人想要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以此引起大人物的注意，有人是否定一些朝廷的政治行为而大肆发言。

　　这显然就不好了，反正朱允煐是不乐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明朝末年的东林党这些，清谈误国不说，在引起党争方面倒是一个赛一个的都是好手。

　　而北宋时期也不需要多说了，那个时候虽说没有东林党，但是也确实有着明显的党争。这些都可以说是不好的例子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朱允煐当然需要提高警惕了。

　　黄子澄和和方孝孺被索拿入狱，天子缇骑将国子监牢牢控制，东厂的番子一一甄别。

　　一时间可谓人心惶惶，确实有不少人觉得荒唐，甚至心灰意冷，觉得这个大明朝是没救了，居然如此对待读书人。

　　可是也有不少人悔之莫及，只是在不该出现的集会上高谈阔论，居然葬送了自己的仕途。现在不要说仕途了，连个功名都给剥夺了，唯一的一点特权也没有了。

　　朱允煐显然不在乎一些文武百官的议论，或者求情，就算接下来一段时间议论纷纷，他也没有太多好在意的。虽然他也很清楚，自己现在制定的一些规矩在以后未必适用，现在他主理的桉子到了以后未必有什么威慑力。

　　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，要将一些不好的风气现在就开始扼杀，免得它们愈演愈烈。

　　还有文臣跪在午门外，希望皇帝陛下念在那些学子十年寒窗之苦网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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