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遇上孙春翎之前，我和萧梦岩的关系平淡地维系着，不咸不淡，不湿不火，如所有的有着六七年婚龄的人们一样，为着一个家的圆心，像两头驴一样转着。

　　因为我身在北京和深圳两地跑的缘故，她对我倒也说不上有多么冷漠，更没有提离婚的事。虽然有时候我也很清醒地认识到，她不提离婚的事，是因为我的股票没有解禁，没有解禁就只是一个虚拟的数字，她如果与我离婚，这财产就无法分割，市值近七十万元，怎么着也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推一推再离，届时股票解禁了，怎么着也能获得三十多万元的夫妻共同财产吧，这事儿她不傻，我心里明白，但也不可能就为这点钱，强行与她断绝关系吧！

　　就在这种平淡的婚姻关系中，我开始在北京忙碌的生活。自从元亚集团收购深圳某家手机制造厂以来，营建北方营销中心也是时势所迫。第一，电子元件，手机，这些商品，都是从深圳运往全国各地的，运输成本高不说，而且后期服务的成本极高。每一样，都要从深圳运出去，需要维修的次品，再运回来。如果建立统一的北方营销中心，那么，深圳就只负责生产，北方市场销售的产品，由北方营销中心负责售前售后，南方市场的，由南方营销中心负责。这将极大缓解深圳总部的压力，同时也降低运营成本。

　　我带着原来的北京市场的销售经理一起在为营销中心选址的时候，考虑到仓库租赁费用等方面的需求，没有选择在主城区，而是在北京顺义的航空港，也就是空港物流基地，写字楼也顺带租在邻近的某栋大厦里。顺义，其实就是北京机场附近，这儿离北京的城区有三十多公里，但离机场近，回深圳方便。

　　初到北京的时候，也木有想象中的艰难，因为手机销售方面，是由手机销售部的负责人负责，我作为营销中心的负责人，总体上主要做好仓储管理，以及与工厂方面的衔接。而电子元件虽然由我负责，但这些销售队伍本来就是我以前的老部下，他们也很少让我.操心。

　　只是让我不习惯的是，是北京阴冷的天气，以及顺义这地方的偏僻冷寂。其实我也可以不回来，起初在那边住的是小宾馆，后来是宿舍，都挺干净的。但是，总感觉深圳这有家，好像不回家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也因此，我常常是周五的晚上，坐晚上九点多的夜航回深圳，星期天的晚上九点多，再坐夜航飞北京。

　　三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倒也不久，但飞机有时候晚点，有时候由于凌晨有雾神马的，起飞不了，或者降落不了。最多的时候，在深圳机场等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才登机，最吓人的一次，在北京机场上空徘徊了二个多小时，才降落。碰上这样的事，就有点坑爹了。

　　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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