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外，李守贞虽然在排挤桑维翰时与“亲旧帮”狼狈为奸，但他毕竟不是“亲旧帮”骨干分子，他与刘知远、桑维翰一样，都是石敬瑭的嫡系亲信，是“亲旧帮”的重点打击对象，只是因他与桑维翰的私人恩怨，才暂时为虎作伥。兔死狗烹的道理不仅仅在国与国之间有效，人与人之间——特别是政治斗争中，也是放之四海皆真理的。当李守贞干掉桑维翰，吐出胸中一口恶气的时候，孤立无援的他立刻成为“亲旧帮”的下一个目标。在凶险万分的政治场中，不要急于把所有的政敌、仇人都干掉，所谓养寇自重，有时候，你的敌人恰恰是帮你挡枪的那个人。李守贞的地位逐渐攀升，屡屡挂帅北方事务，这就引起了“亲旧帮”的极大不满，李彦韬通过各种关系，在李守贞身边安插了无数眼线，以至于李守贞在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李彦韬的监视之下。李守贞表面上对李彦韬唯唯诺诺，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。而后晋最大的隐患却是石重贵的骄兵情绪和对“亲旧帮”的毫无底线地宠信。战争是检验一个政权的有力武器，虽然未必公平，但绝对简单粗暴，因为在外部重压之下，内部的各种隐患都会浮出水面，相互作用。所以战争的走向往往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实力的对比，大多数时候受政治因素的左右更多。后晋和契丹的内患均在这场战争中爆发出来，给本国带来了生死攸关的考验。后晋没有经受住考验，被一波带走，契丹则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，虽然避免了亡国的厄运，却也因此元气大伤。在第三次战役开始时，虽然契丹无法使用“闪击战”的老套路，但他们在赵延寿的帮助下，使用了更加阴险狡诈的一招：诈降。7月，当耶律德光集结契丹全国兵力，准备大举南下时，赵延寿却派使节与后晋朝廷取得单线联系，说自己回心转意，打算弃暗投明，回归祖国的怀抱。后晋实际掌权人——“亲旧帮”对此深信不疑，特别是冯玉，命杜重威给赵延寿写信，承诺朝廷一定会不计前嫌，给予他最丰厚的赏赐。冯玉、杜重威等“亲旧帮”为何笃定赵延寿不是诈降？因为他们需要他真降。历朝历代，都不乏“亲旧帮”这样的政治暴发户，他们有个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：缺乏足够的资历。无需过多解释，如果没有这个先天缺陷的话，也就不叫“暴发户”了。为了弥补这种先天缺陷，政治暴发户们在政治上的表现通常都会比较激进，行事风格偏向大开大合、大刀阔斧，极具颠覆性，甚至不惜反其道而行之，总之就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，润物细无声绝对不是他们的菜。出现这种风格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执政经验不足，本身既无高学历，缺乏扎实的理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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