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垃圾进场，说明垃圾场影响了村民的生活。就应该停下来，而不是动用警力强制进场。”
王桥诧异地看了杜建国一眼，道：“县城每天都要产生垃圾，垃圾场停下来，又没有替代品，城里的垃圾怎么办？未必就堆在大街上。”
杜建国道：“修垃圾第一步就是征得当地村民同意，你们从第一步就做错了。错了就应该改正，而不是强迫村民接受。”
王桥道：“这是理想主义的说法。我不讲大道理，只讲现实问题。第一点，城里垃圾必须要找地方处理，不放在甲地就要放到乙地，现实情况是不管是甲地和乙地都不愿意垃圾场放在自己身旁，这是人的本性；第二点，垃圾场是建委修的，交给我们城管委管理，作为新任的城管委副主任，我的职责就是组织人员将垃圾收集起来，运送到垃圾处理场处置；第三点，村民把路堵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把垃圾运进去。把垃圾运进垃圾场，这才是我的职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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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建国道：“你个人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整个运作机制出了问题。修建垃圾场应该尽量满足村民的要求，依法行政。”
王桥道：“不谈这些抽象的理论。我问你一个具体问题，按照建设部的部颁标准，垃圾场的搬迁要求是夏季主导风向五百米内要逐步搬迁，如果恰好有一个五百零五米的，搬还是不搬？从实情来说，如果五百米会受到影响，五百零五米肯定也会受到影响，如果五百零五米搬了，五百零十米、五百零十五米难道不应该搬迁?如此一来就永无尽头。”
杜建国道：“建设部制定五百米的规定就是错的!”
王桥道：“就算建设部制定的规定是错的，我们一线人员在建设部标准没有修改之前必须执行部颁标准。”
杜建国坚持道：“我们要以人为本，垃圾场周边村民不应该因为垃圾场的修建而影响生活，这是对为政者基本的要求。”
王桥感觉和杜建国的思路是在两条轨道上跑，道：“打住，不讨论这个话题，我们讲点毕业后的风花雪月事。”
两人毕业以后，因为工作单位不同，看待问题的视觉悄然地发生变化。
一路聊着离别以来发生的事情，二十来分钟后来到山南日报大楼前。
杜建国指着大楼道：“大楼十六层是领导层，他们在十六层上指挥大楼所有人员，影响全省舆论，很牛吧。我的理想是在四十岁的时候从现在的三楼上升到十六楼。蛮哥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”
王桥遥望着与山南日报相距不远的省委大楼，想象着前女友晏琳行走于其间的场景，道：“我的理想很简单，从哪里摔下去就从哪里爬起来。十年之后，我要在省委大楼有一席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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